平潭消防支队组织全体官兵签订青运会安保决心书

这样一来，党组织和各级党员身份的双重性，就决定了行为依据的双重性。

司法腐败的现象不仅严重损害了农民的合法权益，而且还严重影响了法律在农民心中最朴素的神圣地位，因为在农民潜在的权利意识中，法律应该是伸张正义的底线，合法权益唯有通过法律才能真正获得名份。毕竟只有合理、合法的程序才能保证实体法所确立的规则得到公正的适用。

执法者是法律得以运转的主要成员，要树立乡土社会农民的法律信仰，执法者首先必须自己信仰法律，去捍卫法律的公平、正义与秩序的法治价值。此外，更为重要的是农民权利意识的培养。特殊的环境决定，他们要实现的司法公正，主要是法律上的，但伦理、道德意义上的公正也占很大比重。[7] 既然我们选择了在农村推行法治，就要树立法律的最高权威，摒弃人治的传统观念，如若人治的传统思想不改变，那么培育农民对法律的信仰只会是空中楼阁。而且，应注重维护判决的既判力，已经生效的判决未经法定程序不得随意更改。

我们要构建法治化的国度，加强农村法治建设至关重要，因为其直接影响我国依法治国的整体进程。法律是否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性，是检验法治是否和谐的基本尺度。生活在一百多年前的德国的马克思、恩格斯的各种著述和言论,有的具体结论在当时可能就是不正确的;有的正确,但随着时间、地点、条件的改变,就会变得不正确或不完全正确;有的具有普遍性,但随着不同时代不同国家社会现实的变迁,它们的具体内容和表现形式都会不断发生变化。

一个国家的命运建立在一两个人的声望上面,是很不健康的,是很危险的,不出事没问题,一出事就不可收拾。正是基于这样的理解,作者在1996年《依法治国的理论根据和重要意义》[4]一文中郑重地提出了制度文明的概念,认为不应当是两大文明一起抓,而应当是物质文明,制度文明,精神文明这三大文明一起抓。而这种片面认识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其消极的破坏性后果是显而易见的。因为它同中外历史上人们通过约定俗成所形成的对实质法治和形式法治的通常理解完全不同,即前者是指良法之治;后者是不论法律的好坏,只要严格依法办事就行。

他甚至在自己的文选第一卷中重新发表那篇振聋发聩的文章,即1942年写的《党与抗日民主政权》。彻底克服法律工具主义,强调和重视法律的伦理价值,经历了一个长久的过程。

毛泽东曾说过:民主表面看来似乎是目的,其实是一种手段。1976年天安门前的四五人民运动和1978年的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为冲破思想理论禁区奠定了第一块政治基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就是一次号召全党全国人民思想大解放的动员大会。提出新问题、新观点、新方案是学者的职责;否则,他们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不是说个人没有责任,而是说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

经30年的努力,五个主义远未彻底摒弃,有些问题仍还比较严重地存在。他还指出,由于毛泽东同志没有在实际上解决好领导制度问题以及其它一些原因,才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学者的意见和建议是否采纳,那是政治家们的权力,没有哪个学者有权力可以强迫执政党或政府该做什么,不做什么,也没有哪位政治家有权力可以命令某位学者该说什么,不该说什么。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主要是受当时国内外各种复杂因素和条件的影响,形成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路线和否定客观规律的唯意志论的思想路线。

法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在奴隶制和封建制社会阶级和阶层存在根本对立的条件下有其合理性,但在当代中国,已经没有什么被统治阶级;既然如此,当然也就没有了所谓的统治阶级。现代法治应当体现和贯彻人权保障、权力制约以及民主、平等、正义、公平等价值。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法学研究和法制建设中五个主义盛行。前30年,党和国家吃这样的亏太多太大了。

新中国成立后的前20年,也不是一点法律都没有。除了以党代政和以党代法,曾一度实行党委审批案件,取消律师制度,审判不公开,搞有罪推定等同现代法治原则完全背道而驰的作法,都是法律实用主义的表现。但是人们并没有重视这个思想,因为他讲话不久就开始了反右运动,他自己也遭到内部批评。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只强调两大文明一起抓就是证明。ML 参考文献: [1]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研究室.人民代表大会四十年[M].北京: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1991:102. [2]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333. [3]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272-273. [4]李步云.依法治国的理论根据和重要意义[J].人大工作通讯,1996(11). [5]李步云.法律意识的本原[J].中国法学,1992(5). [6]江泽民.在人民大会堂答中外记者问[N].人民日报,1989-7-27. [7]邓小平文选(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9:8-21? 进入 李步云 的专栏 进入专题： 中国法学 法制建设 五个主义 。因而说社会主义的法仍然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就既不符合事实,也不符合逻辑。

不仅现代社会,即使在奴隶制与封建制的历史条件下,符合当时发展水平的各种社会文明,各种具有人民性和能够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进步政策和措施,都不能不通过法律予以认可和保障,从而成为各种社会文明的载体与形式。尽管法律及其相关制度是立法者通过有意识的活动制定和确立下来的,但一旦制定出和确立后,它们就存在于人们的理念之外,成为了独立于人们思想之外的一种客观存在,一种社会现象。

在这样的情况下,社会文明就将不复存在。这正是在一个很长时期里,以长官意志代替法律,以党的政策代替法律的主要认识根源。

【关键词】中国法学;法制建设;五个主义 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又是中国进入改革开放新时代30周年。这是一种不正确的理解。

真理是客观的,不是根据某种政治需要而可以任意剪裁的布娃娃或任意捏鼓的小泥人。五、法学实用主义的基本内涵与特征 法学实用主义和法律实用主义,既有联系、又有区别。根据差异、矛盾永远存在的原理和社会三个基本矛盾将永远存在的事实,国家和法律的性质与特点、内容与形式将不断发生变化,但它们将永远存在而不会消亡。其极端的恶果,就是仅有一点点的法律思想,都被当成封资修的黑货,公检法也都被砸烂。

三是由法所必然承载的社会文明理念与价值以及相关制度所决定。这个教训是极其深刻的。

人们经常说学术无禁区,宣传有纪律。本文将分别就这五个主义的基本内涵与特征作一探究。

因为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并未包括法律要好。[5] 批判与澄清法律工具主义,重视和彰显法律的伦理价值,对于坚持和实行实质法治也很重要。

但即使有一点,也只是将其视为纯粹的工具。这种主义曾经在一些官员和司法实务工作者中盛行,还美其名曰摸着石头过河。既然法律只是手段和工具,那便是可以用也可以不用的。在这以后的30年里,中国法学家们之所以能够为我们国家的法治建设作出自己应有贡献,在很大程度上首先应当归功于党和国家所创造的宽松的学术环境,对学者的职责和政治家的权力的定位比较适当,基本上摒弃了法学实用主义。

[3]这一重要思想,他还在其他场合反复讲过,并且成了邓小平民主法制思想的灵魂和精髓,为依法治国方略的确立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从而就结束了法律虚无主义和人治主义的历史。当然,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法学家们广泛而深入开展的关于法治与人治问题的三大派论争,其重大作用也不应低估。

法学同法律有着很大的区别。人的正确思想不是从天上掉下来和地下冒出来的,也不是人们头脑中固有的和凭空想象出来的,而只能来源于人们改造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的实践,是外部世界包括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们已经创造出来的各种文化现象的本质及其发展规律在人们头脑中的映象。

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有关法学与法律的一些言论汇编在一起加以注解,认为这就是马克思主义法学。虽然它们涉及认识论和价值论的不同领域,但是同人类所共同创造的文明都是不能相容的,不仅同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世界观格格不入,也同一切进步的科学的哲学世界观背道而驰;因此,认真开展马克思主义法哲学的研究,对繁荣中国法学,使其在世界法学之林也能独树一帜,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